特别移送的规模、数量与组成

　　特别移送规模大，时间长，次数多，组织系统明确，分工清晰，戒备森严；特别移送受害者国别多，分成复杂，分布地区特点明显，数量惊人。

　　第一组 特别移送的规模

　　日军利用“特别移送”残杀中国人民的活动极端秘密，其规模也是极大的。按照规定，“特别移送”的对象是有标准的，但日军对待“特别移送”却很随意，他们根本就不按明文规定做。他们连“预料到该犯提交到法庭审判后将被释放，但属于鸦片吸毒的无家可归的游民”及“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也不放过，而且利用“特别移送”滥捕、滥杀无辜，不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私欲，达到他们卑劣的目的，而且以这种残酷虐杀中国人民的方式为其“立功”，获得“奖项”，以及得到“晋升”的手段。所以，他们特意制造“特别移送”的条件。造成此条件的唯一办法就是残酷的刑讯，也就是他们把人抓来后，采取各种极其残忍的刑讯逼供，比如：灌凉水、殴打、过电等，以此强迫他们自己供认。

　　吉房虎雄中佐于1941年8月新上任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他为了克服晋级大佐路上的种种障碍，千方百计的想要“干出成绩”来，为此，他以“国境防谍”为借口，下令强化无线电侦察，为了能够增加“特别移送”人员的数量，吉房虎雄中佐以奖状和奖金的形式诱使各宪兵为他“卖命”工作。于是，日本宪兵队和宪兵们也都是积极响应“号召”。日本各宪兵队队长为了晋升、发财，他们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捏造各种罪名，以满足自己的私欲。鸡西宪兵队长堀口正雄和半截河分遣队长津田准尉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捏造了一个探听机密的罪名，强加在国境附近的3名善良的普通中国人身上；在长春当宪兵分队长的橘武夫捏造了一份包括相当多中国人的反满抗日黑名单，并将他们逮捕后，进行各种严刑拷问，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也将其“特别移送”了。正是获得这一“优秀成果”的原因，为他后来当上宪兵司令部的课长并晋升为大佐而奠定了基础；1944年11月初，连做梦都想着荣升的鸡西宪兵队长上坪铁一，终于找到了荣升的机会，他以刺探情报，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为借口，把住在平阳的善良的农民张玉环及其家人等15人全部逮捕；尽管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张玉环等人进行凶残的拷打，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上坪铁一仍把此事变成自己的“成绩”，将张玉环及其父亲在内的6人作为“特别移送”的对象处理了。无论是中国中央档案馆“731部队‘特别移送’记录”还是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或是其他文献资料，都足以见证“特别移送”的规模是极其大的。不仅日伪军、警、宪、特全部参与“特别移送”的罪恶活动，而且日军731部队与“特别移送”关系是相当紧密的，可以说是它的最严重暴行之一。规模之大不仅仅体现与此，进行这一罪恶活动的除了日军731部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所属的各宪兵队、宪兵分队以及分遣队之外，伪满洲国的各警察厅、各级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关以及国境警察队等也包括其中。从被“特别移送”者的民族、种族构成极其广泛方面也可体现出其规模之大。“特别移送”的对象不仅有中国人，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朝鲜人、俄国人、蒙古人以及荷兰人，就连无辜的妇女、儿童和游民也无法幸免。

特别移送朝鲜受害者李基洙档案，1941年9月16日，日本延吉宪兵队将朝鲜人李基洙申请特别移送（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特别移送朝鲜受害者李基洙遗像

特别移送朝鲜受害者韩成镇档案1943年6月25日，日本珲春宪兵队将朝鲜人韩成镇申请特别移送（吉林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伪满道外警察署向哈尔滨警察局递交关于军械特别区旅行许可的文件，档案盖有“特移扱”签章，被特移人员为苏联人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阁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阁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阁遗像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阁与同学合影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殿山日文档案（吉林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特别移送受害者王乐甫

吉房虎雄供述在任职期间将抓捕的中国及苏联的爱国志士用于细菌战实验材料的供词

吉房虎雄关于输送90名被实验者到石井部队并伪造文件掩护贪污的罪行的供词

　　吉房虎雄关于在其任高级副官职位期间各地宪兵队向石井部队移送人数有300名的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