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移送案例纪实

　　特别移送受害者多数来自中国东北各地，他们以各种方式参加搜集日军情报、抗日武装斗争或其他抗日活动。其中战俘也占一定比重，包括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俘虏的苏联红军。

　　第一组 牡丹江事件

　　1941年7月16日晨3时，国际反帝情报组织牡丹江情报站被牡丹江日本宪兵队破获，张慧忠（张文善）在刚刚完成收发报工作时被日本宪兵逮捕，电台也被搜出。同时，朱之盈、敬兰芝、孙朝山、龙桂洁、敬恩瑞（敬子和）、吴殿兴也先后被捕。牡丹江宪兵队对他们进行了多次刑讯，除龙桂洁、敬兰芝一口咬定自己是家庭妇女，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而释放，其他人员全部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

　　原国际反帝哈尔滨情报组负责人、现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离休干部庄克仁(庄龙诏、庄紫封)证实：

　　“我原名叫庄龙诏，1910年出生于山东省潍县庄家村的一个贫苦家庭里。少年时期，在族兄、中共潍县委书记庄龙甲的革命思想影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中共潍县委第二次遭到国民党的破坏，随着党、团员的转移，我来到了哈尔滨。在东省特区一中读书时参加了反日的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一中”被迫停课，我回到山东老家，继续参加反日活动。经中共潍县委批准，转为中共党员。同年秋回到哈尔滨，经过去熟悉的学运负责人高鸣千的介绍，在中共哈尔滨市道里区支部过组织生活。1933年中共哈尔滨市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党组织实行战略转移，通过中共哈尔滨特委军委负责同志的介绍，我参加了国际反帝哈尔滨情报组。1935年我担任该组的副组长。同年受该组组长王东周的委派去苏联莫斯科学习，9月结业时，因王东周也在苏联学习，我回国后担任国际反帝哈尔滨情报组组长。1937年由于潜伏在哈尔滨车站的胡翻译被捕，为了组织的安全，奉上级组织的命令，全组的地下工作人员转移到天津开展反日的情报活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上级组织命令我们返回东北，重点开展“东边道”和“西边道”的反日情报活动。于是，我派张慧忠(张文善)、龙桂洁、敬思瑞(敬子和)去牡丹江市建立地下反日情报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又派赵宗博(赵福元)、史顺臣去奉天市建立地下反日情报站，潜伏在锦州的崔炳章参加奉天情报站的活动，随之，我也潜入奉天。1941年初秋，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牡丹江地下电台的呼号了，我猜想牡丹江地下反日情报站可能出了问题。正在这时，赵福元在奉天市深井子区潘家堡突然接到敬思瑞(敬子和)从柴河镇发来的一封信，赵福元看后，感到事关重大，进奉天城将信交给我。信是这样写的：张掌柜病死，成衣铺已关闭，其妻没有改嫁。我分析到，牡丹江地下反日情报站遭到敌人的破坏，张慧忠(张文善)被捕或者牺牲了，其妻龙桂洁没有叛变。很显然，敬思瑞(敬子和)逃离牡丹江，可能在柴河镇潜伏，其余地下工作人员的情况不明。我立即借传送情报的机会，到哈尔滨向上级组织所派的联络员了解情况，由于联络员出于某种考虑，没有告诉我实情。中秋节那几天，锦州的崔炳章来奉天给我报信说，龙桂洁已经回到了锦州的娘家，谈了牡丹江地下情报站被破坏的经过以及全体谍报人员的情况。

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致的中国爱国者张文善（张惠忠）的遗像

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致死的中国爱国者张慧忠的遗像

原国际反帝哈尔滨情报组负责人庄克仁接受取证（右）

　　牡丹江地下情报站是1941年7月17日被牡丹江宪兵队破获的，张慧忠(张文善)、朱之盈、孙朝山、吴殿兴被捕后下落不明。知道他们的下落，那是1950年末。那是一个星期天，为寻找死难战友的下落，我们又一次地来到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在书架上突然发现莫斯科新出版的一本资料书《原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下简称《审判材料》)，这里能否有涉及我的死难战友的材料呢，翻开一看，被特别输送到石井部队遭到杀害的名单中，果然提起了朱志(之)猛(盈)、孙朝山、吴定(殿)兴的名字。可算找到了，我很高兴，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家属，我一定转告这一消息，可是我还有两块‘心病’，尚未解除：张慧忠(张文善)和后来被捕的敬恩瑞(敬子和)的名字，书中没有提到，大家也不知他们牺牲在什么地方。不过，我对张文善的下落作了这样的分析：他和朱之盈是一起被押送到哈尔滨宪兵队的，朱之盈死于日军七三一部队里，而张文善也有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他是‘主犯’，敌人绝不会释放，如果要通过其他手段处死，那就没有必要从牡丹江转送到哈尔滨了。敬子和是1942年8月在牡丹江和林口之间的一个小站被捕的，处死是肯定的，可是死在哪里谁也说不清。”

　　关于朱之盈、敬子和的情况，朱之盈的遗孀敬兰芝提供了重要证言：

　　“我家原住在哈尔滨偏脸子一带，后搬到道外南七道街。我长辈哥仨，伯父叫敬恩惠，父亲叫敬恩德，老叔叫敬恩瑞(后改名敬子和)。老叔在哈尔滨车站当搬道员，常把和他一起工作的王成林领到家来。当时我是小学三年级学生，每逢节假日，老叔领着我在道里公园会见龙桂洁。还有时在晚上去龙桂洁家，他和龙桂洁的丈夫张慧忠在里屋谈着什么。我还见过有个叫“老于”的人。我知道他们做地下工作，那是在去牡丹江以后的事。1939年春，我老叔从天津回来，去牡丹江找活干。一次他回到哈尔滨时，向我父母给我提亲，对象是牡丹江车站的木工朱之盈。父母同意后，我跟随老叔去牡丹江与朱之盈结婚，那时我19岁，到牡丹江后看到张文善(张慧忠)和龙桂洁夫妇也在那里，我们在铁道北的铁路公房住，老叔敬子和(敬恩瑞)，还有吴殿兴、孙朝山，经常来我家与朱之盈密谈。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是做国际情报工作的。有一次，朱之盈做了一个手提式的木箱，说是回哈尔滨探望我父母?带着我去了哈尔滨。出了车站，他又不去我父母家，领我到喇嘛台下坎的一栋苏联房旁边，他提着木箱进了屋，不一会儿又提着木箱出来了。他小声地告诉我，木箱里藏有电台，要马上返回牡丹江，路上要机警点，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能暴露身份。我们安全地返回牡丹江后，朱之盈把电台交给了张文善。这部电台在张文善家、我老叔家和我家轮换使用，不管在哪都是张文善操作。在我家使用时，朱之盈让我在屋外放哨，大约30分钟以后，才让我进屋帮着收拾东西。

敬兰芝，牡丹江事件的受害者朱之盈遗孀，当时19岁

牡丹江事件见证人敬兰芝接受取证（右）

　　1941年7月16日那天，到下班的时间，也没见朱之盈回来。他同班的职工说，下午就没见到他。我心里犯了核计，傍晚，一群宪兵闯入我家，翻腾一阵没有发现什么，便把我带到宪兵队，被押进拘押室后，我看到桂洁带着两个孩子在里边。当晚，鬼子对我和龙桂洁轮番审讯，我们俩都说是家庭妇女，不知丈夫都干些什么事，在宪兵队遭了一周罪，终于分别被释放，在拘押室里听我老婶讲，我老叔在出事那天上午逃跑了。宪兵队释放我和龙桂洁时说，如果找到敬子和就将张文善、朱之盈释放。我们明知敌人在骗我们，甭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上敌人的当。我们几次去宪兵队探监，敌人都不准会见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