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移送案例纪实

　　第二组 沈阳白塔堡事件

　　1939年，转移到天津的国际反帝哈尔滨情报组根据苏联国防部情报部的指示，在派人去“伪满东边道”开展反日情报活动的同时，又派赵宗博(赵福元)、史顺臣、崔炳章去南满奉天（今沈阳）建立国际反日地下情报站，不幸于1943年2月11日被奉天宪兵队破获。被捕的赵福元、史顺臣坚贞不屈，被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

　　据原国际反帝情报组织负责人庄克仁同志回忆：

　　“1939年初，上级组织命令我们返回伪满“东边道”和“西边道”开展反日地下情报活动。因为牡丹江有过去活动的基础，所以先把张慧忠、龙桂洁和敬恩瑞派去设立地下情报站。接着就考虑派人去奉天建地下情报站问题。这年9月初，天津正发大水，在英租界购买生活用品都很困难。这天，我摆着小船到法国桥旁边的中街去买东西，顺便买一张《盖世报》号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想到日本关东军一定会有新的举动，看来按照上级的命令，去南满开辟反日情报工作是不可迟疑的当务之急了。于是决定先派赵宗博、史顺臣去奉天，并要求潜伏在锦州的崔炳章配合赵宗博开展地下情报活动。

特别移送受害者赵宗博

　　原打算我的爱人张玉侠、岳父张焕庭也当即去奉天，但因张焕庭在天津的工作没处理完，张玉侠刚生小孩，所以同意他父女俩晚走三、四个月。我去奉天，遇到点麻烦。英、法租界仍被日军封锁着，出关的手续必须到日租界办理，即使以去牡丹江探亲的名义办出关的手续，也有暴露身份的危险。于是我通过张焕庭和北平的旧交张化龙的关系，在北平宪兵队办了探亲证明。按规定，去“满洲”的探亲证明，用完由接洽地警察驻在所签字后，返回原地注销。

　　我乘车出了关，没在奉天下车，先到哈尔滨道里斜纹四道街与上级组织的特派代表接上关系，在牡丹江的叔父家住了3天，当警察所签完证返回奉天已经是1940年春天了。我在东关小津桥同兴店胡同24号租了两间西厢房住下，就用挂号信把探亲证明寄天津的张焕庭，由他转给张化龙在北平宪兵队注销了。没有落户的证明，在奉天就成了“黑人”。听说庄智修在落户时改名为张百万，于是我在申报户口时报个“庄志秀”，并声明落户手续丢失了。没等警察来查户口，奉天市法院的法官杨振左帮忙办个“民籍腾本”，使我有了合法的落户手续。不几天，张焕庭和张玉侠以投亲的名义来了奉天。奉天地下情报站筹备工作就绪，我派赵宗博(改名为赵福元)。去哈尔滨接上关系，并熟悉新式电台的操作技术。随后，我和史顺臣从哈尔滨的上级联络员手中取回1部电台，赵福元开始与上级进行电讯联系。

　　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地“关特演”，地下电台开始忙碌了，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和搜查，逼得我们地下电台经常转移。曾从东城里转移到铁西区，还转移到赵福元的老家——奉天市深井子区潘家堡，最后转移到白家堡。当时开展活动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关东军宪兵队派出的八六部队无线电侦察班在“满洲”各大中城市探查可疑电波，奉天城也不例外，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我和赵福元约定，每天上午九点钟在大东门外菜市场东胡同北头接一次头。事先在那放一块三角形灰色砖头，如果砖头移动位置，就说明对方有事不来了，来者要把砖头放回原位置。第二天再去时，如果砖头原封没动，又不见接头人的话，就说明出了事。1943年2月11日这天，我又按时来到接头地点，看砖头没动，又没见到赵福元，就觉得有点问题。12日又去看，砖头仍然未动。于是我采用了第二套接头方案：即到大北门外东北角，一看那里的碎瓦片不在，就到大北门电车站东边会面，但没见到赵福元，我意识到肯定出了问题。我不能去白塔堡，13日这天准备去史顺臣家附近观察情况，当走齐贤街十一路口时，看到赵老太太的闺女(八九岁)从煎饼铺里走出来，迎上来喊声“张伯伯”，然后低声对我说：“妈妈说你准来，从昨天开始，叫我迎你一下，不让你再来了，我史大叔在前天早晨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

情报站负责人庄克仁先生（中）回忆当年情报站的情况

　　我暗地分析，既然外围的史顺臣被捕，那赵福元也肯定逃不过厄运。这底细不便透给孩子，便若无其事地对小女孩说：“告诉你妈，这事不要紧，我托人把你史叔保出来。”我怕有特务跟踪，没敢直接乘公共电车回家，便叫了一辆三轮车绕到皇姑屯，又改乘三轮车转回小东关。那几天，奉天街头上到处贴有通缉“老张”的布告，老张是我的化名。敌人只知我是山东人，而不知我的长相，因此我敢到街上观察情况。有一天，我在街头突然看到赵福元、史顺臣正在闲逛，我有意避开目光。看样子他俩已被假释，仔细一看，他俩后边果然有“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