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移送程序

　　被抓捕的“特别移送”的人员并不是由抓捕班直接交给七三一部队，一般都要进行

　　审讯，其采用的审讯手段都是极其残暴的。

　　审讯方法

　　关东军参谋本部调查部制定了《俘虏审讯大纲》。该“大纲”第二条规定：“对敌方受俘军人，投诚兵，被获敌方间谍，非法越境者，被迫停泊我方海岸敌舰人员，军人而被对方俘虏后逃出者，新被我军占领区中平民以及从敌人势力范围内逃出来的居民等，除特殊问题外，均用预审及审讯俘虏方法实行审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41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第62条、63条、64条、65条规定了对“犯人”进行审讯时所采取的拷打的种种残酷的办法。实际上，日军宪兵在审问“犯人”时，远比“大纲”所规定的办法残酷得多，他们企图使“犯人”受尽酷刑，难以忍受时，如实招供。日本宪兵队对确定为“特别移送”的“实验材料”，任意摧残，使他们肉体上遭到不可言状的痛苦，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审讯事例

　　1. “从苏军所缴获的日本宪兵队文件中，我们知道某些牺牲者的姓名。我们知道有牡丹江的一个铁路员工孙朝山，有木匠吴定兴，修理匠朱志猛，有个中国爱国志士沈阳人王英，他们所犯的罪就是他们不肯容忍日寇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还知道有个中国共产党员，山东黄县人崔德恩，他之所以惨死在石井部队里，就是因为他不顾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始终忠实于本国人民，始终没有变节。我们还知道有个大连的正直的店员钟民慈，他被日本宪兵当作嫌疑犯抓去，说他从邮政局寄过一篇揭露日寇暴政的文章到报馆里去……”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463页，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

　　2.原东宁宪兵队战务课长森三吾供认：拷打办法必须用得持续经久，务必使该犯痛得难忍时，只好照实招供。从效率方面来看，拷打办法是有利的，因为此种办法能比较容易地迫使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供出实情。必须使拷打办法容易实施，务使受刑人所受痛苦不至于引起怜悯心，使在拷打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实行拷打办法一事，除当事者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当知道。绝不能让其他俘虏知道。务须设法不使叫声让旁人听到。在采用暴力强迫被捕人员承认犯罪事实上，许多原宪兵都有交代：为了造成“特别移送”条件，唯一手段就是残酷的刑讯，即把人抓来后，采用灌凉水、殴打、过电、手指夹铅笔等刑讯，强迫其供认是谍报者。

　　3.1940年1月，贝沼一郎在宝清宪兵分队警务系任职期间，他参加吉田军曹对1名中国地下工作人员的刑讯，用灌凉水、绑其双手逆吊等办法拷问，逼其供认为抗日情报员。他当即向吉田军曹建议杀害，结果该人被押送哈尔滨石井部队作细菌实验而杀害。原田左中供认：“1941年8月间，前齐齐哈尔宪兵队嫩江宪兵分队特高班队员，宪兵伍长弘田利光，在黑河省嫩江县墨尔根大路中国人经营的某旅馆，逮捕爱国地下工作人员1名，并将其带回分队。我和弘天伍长共同进行刑讯。用竹剑殴打数下，又灌凉水。羁押虐待约1个月后，奉分队长齐藤翌之命，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杀害。”

　　4. 1942年5月，大肚子川宪兵分队逮捕了佛爷沟煤矿工人刘某。兵器厂派遣宪兵东一兵与班长筱田重稔准尉及翻译方国万3人，以所谓“苏联谍报工作员”之名，对其刑讯。为了追查苏联当局对其指示的内容，让他跪在算盘上，用竹剑殴打其后背，并将其背手吊于天棚上(上大挂)，用竹剑殴打，进行了残酷的刑讯，结果使其后背青肿往外渗血，两肩脱节。1个月后，其伤稍愈，由令昌山伍长将他押送到石井部队。

　　5.1943年4月，汪清县金苍分遣队的间岛宪兵高场车曹长和宪补逮捕了1名情报工作人员，为使其供认，审讯的手段极其残忍，灌凉水，把木棍削尖了，让被害者裸体坐在上面，不仅如此，还用竹剑进行拷打。之后，将其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杀害。同年，苏联情报员王耀轩被大连宪兵队的三尾丰逮捕。为了让王耀轩交代，对其使用刑讯逼供，把他的手脚绑住，鼻子用手帕蒙住，捆在桌子上，连续灌水，见其仍不招供，就用蜡烛烧他的脚心。于次年2月将王耀轩等4人送往了石井部队。

日本关东宪兵队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原美臻情况的报告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日本东安宪兵队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朱云岫情况的报告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特别移送档案中李厚彬的照片（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